我二伯走路总是低着头，腰微微驼着，整个人像一只辛勤的老黄牛。从我记事起，就没见他直起过腰板。

我妈说，二伯年轻时不是这样的。那时候他开着自己的货运车队，走南闯北，人高马大的，走起路来虎虎生风。

可是这些年，我看着二伯的背越驼越厉害，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深。他和二婶租住在城中村一间破旧的地下室里，房间只有十来平米大，天花板上的水管经常漏水，墙角都发了霉。

“建国啊，你说你也是，那么大岁数了还在外面租房子。”奶奶坐在大伯家的真皮沙发上，一边嗑瓜子一边说，“你那120万养老钱要是不给你大哥打理，现在哪至于这样啊？”

二伯低着头，不说话。二婶在旁边抹眼泪，她最近病得更厉害了，医生说需要做手术，可是钱都在大伯那里，要不回来。

“妈，您就别说了。”大伯李建军摆摆手，“老二那点钱早就在生意里打了水漂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”

大伯家住在城里最好的小区，据说光是装修就花了上百万。他儿子开着保时捷上下班，女儿在国外读书。可就是死活不肯把二伯的养老钱还回来。

“你大哥也不容易，”奶奶王淑芳叹了口气，“要养家糊口，还要照顾我这个老太婆。你倒好，自己过自己的，连个电话都不打回来。”

二伯还是不说话，他总是这样，被人说了不好的话也不反驳。二婶经常在深夜里偷偷抹眼泪，我有次经过他们租住的地下室，听见她在跟二伯说话。

“老李啊，咱们真的不能再这么过了，我这病再不治就真的来不及了。”

“再坚持坚持，我这不是在送外卖吗？再攒攒就够钱了。”

我听见二伯安慰二婶的声音，沙哑中带着无奈。除了跑外卖，他白天还在建筑工地搬砖，晚上在餐馆洗碗。三份工作轮着干，就是为了给二婶凑医药费。

大伯知道后，在饭局上笑着跟人说：“我弟弟命好着呢，这把年纪了还能打三份工。”

奶奶也跟着笑：“是啊，我这个小儿子从小就能吃苦。”

那天的饭局上，大伯家的保时捷就停在饭店门口。我看见二伯骑着电动车从旁边经过，车筐里装着外卖箱，被夜色淹没在车水马龙中。

二婶的病越来越重，她开始吃一些即将过期的药物，因为便宜。我去看他们的时候，发现地下室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，只有一张破旧的床和几个塑料凳子。

“二伯，您真的不能就这么算了。”我忍不住说。

二伯抬起头，眼神浑浊：“算了吧，都是一家人。”

就在那个时候，老同学老张给二伯介绍了份物流公司的工作。 起初二伯还有些犹豫，但老张说：“建国，你在运输这一行干了大半辈子，经验比谁都足。别窝着了，出来干吧。”

二伯就这样去了物流公司。他踏实肯干，又懂行，很快就在公司站稳了脚跟。我那时常去看他，发现他腰板渐渐硬朗起来，脸上也有了光彩。

“小丽啊，”二伯有天给我打电话，声音里带着欣喜，“叔今天升经理了。”

二伯终于不用再打三份工，他全身心扑在物流公司。白天跑客户，晚上研究行业动态。那股子劲头，让我想起妈说的年轻时候的二伯。

两年后，二伯靠着过硬的能力，成了公司的副总。又过了一年，他带着几个得力干将自立门户，成立了自己的物流公司。

“老李，你这些年是憋着一口气啊。”老张感叹道。

二伯摇摇头：“不是憋气，是不甘心。”

五年时间，二伯的公司发展成了行业前三。他给二婶找了最好的医生，住进了高档小区。日子像是终于回到了正轨。

这时候，大伯家的生意却出了问题。他那些年投资的项目一个接一个垮掉，欠下了一屁股债。

奶奶坐不住了，来找二伯：“建国啊，你大哥现在困难，你得帮帮他啊。”

二伯没说话，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发黄的纸。那是当年大伯挪用他养老金的转账记录和借条。

“妈，您还记得当年二婶病重，我去找大哥要钱的事吗？”

奶奶脸色变了：“那都是过去的事了…”

“是啊，都过去了。”二伯的声音很平静，“可是二婶吃过的苦，我受过的气，就这么算了？”

大伯一家人都跪在二伯家客厅里，求他伸出援手。二伯擦了擦眼镜，说：“大哥，这些年你过得好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们？”

那天之后，大伯一家再也没来找过二伯。邻居们私下里都说，这是报应。

二伯现在身体硬朗了，腰板也直了，脸上有了笑容。但我知道，有些伤痕是永远也抹不去的。

前几天，二伯请我吃饭，喝了点酒后说：“小丽啊，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就是不认命。”二伯端起酒杯，“人这一辈子，光靠亲情是不够的。”

那天夜里，我久久不能入睡。想起这些年的种种，不禁要问：血浓于水的亲情，抵得过良心的谴责吗？

时间真的能抚平所有伤痕吗？

或者说，有些伤害，我们是否值得原谅？